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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6月11日,一架飞机在大阪机场着陆。
机舱门一开,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缓缓走出。
各大媒体纷纷扎堆报道,场面热闹非凡。
此行每一站,两人均受到热烈的接待与欢迎,然而,这背后的故事却是几十年苦涩的历史。
抗战争末期,一位普通农民在乡间偶遇一名重伤的日本兵。
即使在当时,民间对日仇恨犹深,若杀此日兵,无人会多言,但他,偏偏选择了仁慈。
1993年,河南农民在日本乘火车时,满车的日本旅客向他高呼:万岁
收留重伤日本兵
1945年8月,马上到了秋天,铁道旁,火车轰隆隆地驶过,留下满目疮痍的村庄和漫天飘散的尘土。
这尘土呀,遮住了天空,蒙住了人们的眼,也埋没了希望。
就在这铁轨边,河南南召县高庄村的孙邦俊一家,尝尽了八年抗战的苦涩滋味,家徒四壁,一无所有。
贫寒和饥饿,像两只恶狼,紧紧咬住了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佃农们,他们挣扎在生死线上,看不到什么出路。
孙邦俊,这个旧中国典型的佃农,整日为全家老小的生计而奔波,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
可他又能如何?倘若不如此,家人便要挨饿受冻了。
一天,他在石门乡黑石岩街上,瞧见一个身受重伤、穿着日本军装的日本兵,蓬头垢面地在瑟瑟寒风中沿街乞讨,模样儿可怜得很。
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,只能比比划划地表达意思。
村里人都以为他是个哑巴,是个天生愚笨之人,谁也弄不清他的姓名,家住日本何处。
凭心而论,孙邦俊恨透了日本兵,像他这样的“鬼子兵”,即使一锄头挥下去将他了结,也未必过分,无人会帮他说一句话。
然而,纯朴善良的孙邦俊,终究还是饶恕了这名日本伤兵。
因为此时,他已放下了武器,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。
孙邦俊见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蓬头垢面,形容枯槁,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怜悯。
他制止了孩子们的石块投掷,喝止了大人们的戏弄,将他带回了自家破旧的土屋。
给他饭吃,给他衣穿,让他安然入睡。
若不如此,眼看着他活活饿死,也不是个道理。
孙邦俊的老伴见丈夫领回来个日本伤兵,心中疑惑,不解其意。
她皱着眉头,道:“你这是作甚?咱们受他们欺负还来不及,怎能收留他?”
孙邦俊叹了口气,说道:“若日本人不来打咱中国人,他如何会落得这般田地?这日本兵也是个苦命人。咱若不收留他,看着他活活饿死,可不是那个理儿啊!”
张金荣听罢,默然良久,眼圈也红了起来。
或许是被丈夫的善心所感动,又或许是想到了太多回忆。
世道如此,索性就以善待人吧。
自此,这个日本伤兵结束了流浪乞讨的艰难旅途,成了孙家一口人,一住便是四十七年。
乡亲们听说孙邦俊竟收留了一个日本兵,顿时炸开了锅。
那些平日里和气的人家,也一改往常的温柔,一个个指指点点,责怪声如潮水般涌来。
孙邦俊呢,虽是不识字,却有自己的一番道理。
他面对这些指责,只淡淡一笑,劝说道:“这些日本青年,也未必都是自愿来打仗的,大家都吃了打仗的苦,受了打仗的罪,能救一个是一个吧。”
起初,乡亲们对他的言辞颇有不屑,甚至有人在背后悄声说他“年龄大了犯糊涂”。
然而,日子久了,村里人渐渐看着这“傻子”不似寻常的模样,心中慢慢软了下来。
后来,逢发放救济粮食,或是划分自留地的时候,村里人也开始照顾他,分一份给他。
日本伤兵头部受伤,失去了记忆,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,村里人便戏谑地给他取了个诨名,叫“小门野郎”。
不过,这“小门野郎”并未享多久的清福。
被孙家收留没多久,他便突患偏瘫,整日躺在炕上,动弹不得,生活不能自理。
孙邦俊和妻子张金荣没有嫌弃,反而四处奔走,托人借钱为他看病。
白日里,端吃端喝,细心照顾,到了夜里,又得替他擦屎接尿。
这种劳心劳力的日子,整整持续了八个多月。好在小门的命硬,竟奇迹般地康复了。
这一场病,也让孙家背上了几百元的债务。
对那个时候的一户农民而言,几百元可不是小数目。
此时,小门已经在孙家住了七八年了。
可他依旧不曾说过一句完整的话,凡事只能用手比划。
47年不忘寻亲
20世纪60年代初,那是一段饥荒横行的岁月,大地仿佛被无形的手掌紧紧扼住了咽喉,干裂的田野,饥饿的人群,到处是苍凉的影子。
中原大地惨遭大灾难,饥饿吞噬着生命。
孙邦俊的哥嫂,虽与他同住一院,却也逃不过这场劫难,因饥饿患上浮肿病,先后撒手人寰。
他们倒下的时候,仿佛一棵棵干枯的老树,最终还是支撑不住。
然而,这个日本兵,靠着孙家大小人从野地里挖回的野菜,捡来的山果,竟然硬生生活了下来。
这时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师专,原本满心欢喜,以为苦日子总能有个头儿。
可当政审人员得知孙家还留着个日本伤兵,便断然判定孙保杰“政治上不可靠”,不能为人师表。
于是,这场读书梦,竟也跟着日本兵的身份一道碎了,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
等到孙保杰到了该结婚的年纪,情况更是叫人唏嘘。
村里姑娘一听说他家里还有个“老日”,便纷纷避之不及。
即便孙家再怎么老实本分,也无人愿意上门。
一直等到同龄的小伙子们抱上孩子,他才与那个甘愿和他共赴艰难的山村姑娘王成香成了亲。
成香过门后,二话不说,便与丈夫一道,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照顾日本伤兵的重任。
这份担当,叫人心中生出些许敬佩。
到了1964年,孙邦俊身患绝症,时日无多。
他躺在炕上,气息微弱,却还念念不忘嘱咐儿子保杰。
“他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,如何不想家?倘若有机会,你们定要设法帮他找到在日本的亲人,让一家子团聚。”
孙邦俊逝去,顶天立地的大树轰然倒塌,留下的不过是满地散乱的枝叶与一片狼藉。
而生活的全部重担,毫不留情地压在了孙保杰这个尚不满二十岁的少年肩上。
夏日里,他为日本伤兵缝制单衣,冬天则精心做好棉袄。
孙保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,逐渐发现日本老人胃口不佳,常常腹中作痛。
于是,每每天蒙蒙亮时,他便偷偷起身,依着那些土方子熬上一锅温暖的汤水,为老人调养胃口。
那可是连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白面稀饭,在那个连红薯都填不饱肚子的年代里,白面无疑是最珍贵的,而他却毫不吝惜地端到日本老人面前。
若说是孝顺遵从父亲遗愿,倒不如说是骨子里的善良和执着。
动荡的岁月,容不得半点与“外敌”有关的风吹草动。
有人在暗地里散布流言,说孙保杰里通外国,家里藏着日本特务。
于是,一次又一次的隔离审查,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接踵而至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火光四起,冷眼如刀,孙保杰几度忍不住崩溃,想干脆将这个“累赘”赶出门罢!
何苦为此背负骂名?
可心里一转念,他又无法下此决心。
无论风雨如何,孙保杰依旧用他那纯朴的心,尽心照料这位老人。
1975年,天灾人祸再次降临。
南召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,秋季的粮食颗粒无收,田间的庄稼连根翻倒。
这个冬天,孙保杰一家已揭不开锅,饥肠辘辘成了每日的常态。
正当一家人愁云惨淡之际,偏偏祸不单行,日本老人的关节炎又复发了,再次瘫倒在炕上。
孙保杰没有犹豫,赶紧四处奔走,借来了几十元钱,将老人送进了附近的医院。
为了全家人的生计,他把妻子留在医院照顾老人,自己则拉着架子车,顶风冒雨,赶往二百多里外的亲戚家,勉强借来了一百多斤红薯干,这才勉强度过了寒冬。
经济的困窘,的确使他再无力负担医院费用,他含着泪将老人接回家中,自己四处打听,求得民间的名医,又是熬药又是贴膏,亲力亲为。
半年多的细心调养,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,最终,这位年迈的老人竟又一次站了起来,虽步履蹒跚,却也重拾了行走的力气。
大爱无国界
随着岁月的流逝,那位日本老人渐渐显露出浓浓的乡愁,思乡之情如藤蔓般缠绕在他的心上。
白日里抑制得太久,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,情感像决了堤的河水般涌出。
他时常独自坐在角落,低头长叹,眼中闪烁着泪光。
有时夜半,大家熟睡时,他又突然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。
那嘶哑的声音,仿佛要穿透这苍凉的天地。
中日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后,孙保杰带着那份执念,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路。
他跑到南召县政府报告此事。
县政府当即与日本驻华使馆取得联系,收到的回复却简单得让人无奈:“尽量劝导他自己说出姓名和详细住址。”
这道理倒是简单,奈何这位日本老人早已失去了表达的能力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,直到1988年,孙保杰从县外事办得知方城县有一位日本侨民。
为了让老人重新开口,他立刻带着老人赶赴方城。
这位侨民见了自己的同胞,心中颇为感慨,尝试了各种法子——比划、猜测、诱导,终究无济于事。
孙保杰心中不甘,转念一想,既然说不出,何不写下来?
于是,他让老人动笔,将他写下的字和照片寄往国际红十字会和日本的民间组织。
然而,老人的日文笔迹潦草不堪,歪歪扭扭,凌乱无序,最终仍然无人能辨。
1992年,一个访华团来到南阳,锲而不舍的孙保杰抓住这丝希望,领着老人前去会面。
当他们走进访华团时,一位名叫津田康道的老兵,神情激动得如同见到了鬼魂一般,脱口而出:“石田东四郎!”
随即,他一把抱住“小门野郎”,激动得无法自制,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。
然而,这个曾名叫石田东四郎的老人,却呆呆地望着津田,眼中没有丝毫波澜,仿佛津田的激动与他无关,他早已与过去的自己彻底隔绝。
津田回国后,找到石田东四郎的弟弟石田小十郎,告诉他那位失散多年的哥哥依然活着。
小十郎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。
对他而言,哥哥早已阵亡了,怎么可能还活在异国他乡?
但津田作为当年东四郎的上司,绝不可能认错自己的下属。
于是,将信将疑的小十郎决定派人到中国采集“小门野郎”的血样。
最终,科学的鉴定结果揭晓:这个漂泊在中国半个世纪的日本老人,确实就是当年“阵亡”的石田东四郎!
迷失了半个世纪的亲情线索,终于被重新接续。
原来,他正是日本秋田县增田町的石田东四郎。
石田东四郎,1937年毕业于东京农学院,1942年应征入伍。
岁月将他的记忆风化成了模糊的碎片,直到1993年6月,石田的弟弟石田小十郎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,与哥哥见面团聚。
而这一切的背后,少不了孙保杰父子二人历经多年艰难困苦,竭尽全力帮助寻找亲人的坚持和努力。
此刻,石田东四郎回国的时刻终于来临,而送他踏上归途的,正是孙保杰。
此事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,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孙氏父子收养战后遗留日本伤兵的传奇故事。
报道中充满了对孙家父子的钦佩,他们的善举不仅在中国传为佳话,更是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共鸣。
在日本,孙保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礼遇,几乎每日都有团体、个人邀请他参观访问。一天,孙保杰受邀前往某城市观光。
火车上,当旅客们听说他正是那位收养日本伤兵的中国农民时,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纷纷起立,面向孙保杰深深鞠躬,以示感谢。
秋田县县长亲自会见了孙保杰,特意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,对当年日军侵华战争的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。
1998年8月,一位名叫中进毅的日本友人,深为孙家父子收养日本伤兵的感人事迹所触动。
怀着对这段跨越历史的善意与勇气的崇敬,中进毅捐资在东四郎曾生活过的梁沟村建起了一所“日中友好小学”,以表达对中国南召农民的敬意和谢意。
这所小学像一颗默默生长的种子,深埋在岁月的土壤里,待未来之风吹来,它必将开出更丰硕的果实,绽放出和平与友爱的光辉。
参考资料:
人间自有真情在——一个日本伤兵和一家中国农民的传奇故事
康振帅,王来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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